2026年9月，程乐松的新书《留白》正式出版。
程乐松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主任、博雅特聘教授。过去两年，他因在系里的两场毕业典礼致辞频频“出圈”，成为社交媒体上“被年轻人追着听”的学者。他说“精明算计出来的远大前程和镜花水月一样，毫无价值”。他自称“哲学牛马”，反对“花蝴蝶”式的人生。
程乐松出生于江西德兴市，在北京大学读完本硕，在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研究学系获得哲学博士学位。2006年起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2011年起任教于北大。
《留白》并非一本“浪漫的随笔”。这个提纲在程乐松心里“憋”了十一年。以前，没有多少人留意“有限”与“留白”；如今，很多人陷入到飞速发展的内卷与焦虑。这本通俗的哲学读本恰逢其时地推到大众面前。
《知识分子》与程乐松进行了一场对话。从“精英主义的解构”到“经验帖里的假象”，从“硅基生命的认知误区”到“日常生活的具体解药”，我们聊了聊在这个试图用计算填满一切的时代，个体如何找到心灵上有限的安然与自洽。
《知识分子》：《留白》这个书名听起来很温柔、很文艺，但您在自序里说这本书一点都不“浪漫”，是“蓄谋已久、急就而成”的。这本书为什么要“憋”十几年才写出来？
程乐松：说起来有点尴尬。这十年对我的工作节奏来说，就是越来越快。你只要一放下，就会被别的东西占据。直到最近，今年2月份，我把社科基金结项了。结项以后，手头才稍微宽裕一点，才开始有时间写。
其实提纲早就有了。这个提纲是我十一年前写的。很多人听了都不信，觉得奇怪，为什么十一年前就在考虑这些问题？那时候，人们的心态里根本没有"留白"这个概念，没人想过要过有限的生活、找内心平衡；大家都在蓬勃向上，生怕错过时代的红利。
所以这本书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交代。因此，到开始决定下笔写的时候，这个过程反而很快，但前面想的过程真的很长。每一篇最大的难度就是第一句话怎么写。
我也不想把它写得太学术，事实上，大部分看起来最深刻的道理其实可以从日常找到，不需要太艰深的理论。我希望让大家明白，绝大部分思考都是可以从日常开始的，没那么高的门槛。
《知识分子》：这些文章给人一种“掀起你的头盖骨”的既视感——这是您朋友读完之后的原话。您自己觉得，这本书最让读者“意外”的一篇是哪一篇？
程乐松：首先，我必须澄清一下，这句话是想说明，我是尝试用这本书把我日常的思考过程呈现出来，一个哲学工作者的脑回路是怎样的。
应该是“精英的理想主义何以不可或缺”这一篇。这篇我写得最犹豫，因为这个时代对“精英”讨论是很多元的，很多人不仅反对别人的精英地位，也反对自己产生精英意识。这种反精英主义在我看来，其实来自对精英的误解。
精英主义的底色是理想主义，不是社会权力或阶层优势。我书里举的都不是现在意义上的精英——海瑞、文天祥、谭嗣同，他们是以强烈的道德召唤承担超越个体的责任。这种精英意识仍然不可或缺。善良和美好再脆弱，也应该有人去坚守。
如果大家都不讲理想主义，反而会把自己的生活和价值绑在外面的标准上，失去内心的自洽和勇气，这样更容易被外部东西绑架。所以精英理想主义很重要，不是让所有人去“改天换地”，而是提醒每个人，我们还需要一点理想主义。可以是追求美好，追求艺术，追求心灵满足。
《知识分子》：您是怎么把“留白”这样一个中国画的概念，用来讲普通人的生活？
程乐松：用一种具象化的方式理解中国人的思考。我们都看过山水画。西方油画是满铺的，不会有留白。但中国画的留白，有着深刻的意涵。
第一点，它用视觉方式表现天高地远、气淡人渺——天地无穷宽阔，人在其中很渺小。这是一种自知。
第二点，着墨处是为了彰显空白。这些留白给我们想象的空间。墨有尽处，景观仍在延伸。
所以你看到两个东西：第一是对有限性的认可——我能看到的东西是有限的。第二是，正因为有限，我们必须假设无限。这在面对日常无力感时特别重要，能帮我们与自身和解。因为总有东西在你掌控范围外，在你视野外。
你可以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必须知道你不知道。我用这个概念，就是想用一种视觉、具体的方式，去表述那些对中国人精神生活有决定性作用的思考方式。
《知识分子》：您书里说“确定性”有两种——一种是排除偶然的“必然性”，一种是可以被计算的“规定性”。现在很多人的焦虑，是不是把这两种搞混了？
程乐松：是的。我们在基础教育中接受的，主要是基于物理和数学的精确计算思维。而且我们倾向于把自己作为一个变量排除掉，只追求某种极致的精确性。
但日常生活的确定性，本质上是一种被设计出来的错觉。我举个例子。大学新生进校第一件事，往往是把所有学长学姐的经验帖看一遍。然后问自己，什么时候应该实习？什么时候辅修？最后给自己的四年人生画出了路数，每一步都计划好。
但所有经验帖都是骗人的——不是说写的人有意骗你，而是每个个体的具体情境都不一样。有三样东西你完全控制不了：你自己的情绪和感知，他人，以及除了你和他人以外的所有外部环境。
比如说，你看到经验帖说某老师课好上，就跑去选。但那老师这学期心情不好了呢？再比如，培养方案两年后调整了呢？所以你的想法全是定量，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个变量。实际上，你在感受过程中不断跑偏，这完全控制不了。
我们拿着路书去过生活。就像出游，说好今天要去5个景点。突然下雨了，你是不是还得淋雨走完？生活充满不确定性。基于计算的确定性让我们掉进了一个假象，把所有未来都设定为必然发生。结果就是，在做事时很慌乱，因为需要在那个点实现某件事，但事情又不在你控制范围。结果出来了，你肯定是失落的。
《知识分子》：您说过“知其有限，方能知止；知止即知足”，道理说起来容易。很多年轻人说，我知道自己"有限"，但就是不知足。您怎么回应？
程乐松：首先要定义“不知足”。如果是对生活品质、对时间和金钱的掌控度不满，那这种需求很可能是被包装过的欲望。欲望里面包含了我们对怠惰的纵容，也包含了对生活不切实际的想法。
还有一种是精神层面的“不配得感”。比如觉得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每天在浪费生命。这里有个关键问题：如果你认为个体的价值必须是“改天换地”，那这本身就很奇怪。
我们大多数人知道，从统计学上讲，就算自己的收入已经相对靠前了，但为什么体感上依然完全没有优越感？因为我们被困在两个假象里：一是只看到自己阶层的人生；二是被社交媒体放大的幸存者偏差。
现在有个很吊诡的现象，进大厂就必须得追求A8、A9。我最近才知道什么是A8。以前一个进工厂的人，他不会想“我一定要当董事长”。他的想法是“先找稳定工作，好好过日子”。现在不是了。社交媒体把我们世俗意义上认为最尖端的人描述成了日常。
我的建议是：你首先要理解这个不知足背后的机制，明白自己要付出什么代价。如果明白以后还要不知足，那没关系。但你不能既不知足又很难受。要么很坦然地不知足，要么就专注日常生活。
《知识分子》：您提到过外婆的一句话：“凡人烦、人凡烦、烦凡人”。这和哲学的论证有什么区别？
程乐松：外婆是经过长期生活积累后，对她来说一目了然的。但跟别人讲时，你得完成论证。
外婆的意思很简单：凡人和“烦”连在一起，你只要是人，就都烦。所有烦恼都是凡人的烦恼。这不高深，但表述出来就是释然。我反正就是个普通人，当然烦。我不会不烦。对我来讲，这就是和我生活相伴而生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会认为自己有五根手指是很烦人吗？不会。如果你认为烦和烦事是共生关系，那理论上就像你和手指的关系。你不应该产生排斥。
所以外婆的表述是基于生命经验的具象化。我们则需要去论证。经过规范化的论证，其实我们得到差不多的结论：这东西是必需品，你搞不掉。就像你不能说“我不呼吸了”。
说“我好烦喝水”就不喝，你会完蛋。同样，如果认为“每天呼吸很困扰我”，那就很难处理了。
《知识分子》：那亏欠感呢？为什么说它是认识自己的一条路径？
程乐松：有限是事实描述，亏欠是感性描述。亏欠来自人对他者的依赖。这个他者有两层面：一是“神性的他者”，比如上帝——这样我们的生命价值可以系于超越的存在。二是我们在群体中。
特别在中国，我们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就是一个故事：人一出生就在血亲结构里，已经感受到了来自父母的毫无保留的关爱。这对我们生活是全方位的防护。
中国人亏欠父母和血亲，西方人亏欠上帝。所以西方才有个体的观念——每个人对着上帝。中国人首先对着父母、祖宗。
为什么中国伦理教育强调“孝”而不是“慈”？因为父母对子女的慈爱是本能，尽其所能自然会做。但孩子对父母的孝是有条件的、有限的。父母的照料是无条件的、无限的。这不是伦理和情感意义上的亏欠吗？
亏欠和有限是一体两面。亏欠讲的是感性的，有限讲的是事实。正因为没有人是孤绝的，我们从出生就已经在亏欠。但社群意义上很容易平衡，因为你也在成为他人的生存背景板。在血亲结构里，这就是一种亏欠状态。
《知识分子》：2026年5月，教宗发布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份关于AI的通谕《伟大的人类》。很多AI公司都在请哲学家进入。您怎么看古老学科与前沿AI议题的碰撞？
程乐松：AI其实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有趣的事情。人类之前的所有技术，我们都不会赋予它“思考能力”。但AI出现后，我们就产生了某种东西——我不知道这是一种幻觉，还是技术上真的实现了的能力，因为我不是技术专家。但我们不自觉地开始把它看作一个Agent。当你用“Agent”这个词时，你在理解上就自动联系到另一个词——“主体性”。一旦这样想，哲学好像就显得有价值了。AI的特殊之处在于，哲学以一种很特殊的形式参与到了技术理念的最底层重新开发和定义中去。
进一步说，AI时代向哲学提出了很多新问题。何为认识？何为智能？人的本质是什么？人之所以异于机器的根本是什么？我们能否把人的生物性还原成某种可计算性？如果人的思维过程可以还原成可计算性，那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否也可计算？人的情绪和感知在多大程度上是可控的？这些都变成了这个时代向哲学提出的新问题。
《知识分子》：您曾说“我不在乎AI，只在乎孩子会不会被定义为落后”。您到底在担心什么？
程乐松：每个父亲、每个母亲担心的归根结底是一样的——我们真正担心的是阶层滑落。在我过往的几十年人生中，我认为自己多少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我能负责任地说，孩子生存的环境比我当年要好。但当社会竞争压力变得越来越强，我们真正担心的是孩子在多大程度上能适应这种竞争。他们被保护得很好，所以这不是因为做过理论研究就会更通透。对我来讲，这种竞争焦虑是一致的。
但我真正担心的是什么？我担心社会竞争的标准变得越来越单一。比如说AI，它现在就变成了一个特别特别单一的标准。没有哪个父母愿意看到孩子在竞争意义上处于劣势。
但话说回来，从根本意义上讲，我是能接受孩子一事无成的。所谓一事无成，就是在整个社会评价的意义上，他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只要他自己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不被这些标准牵扯，就可以了。即使全世界看起来他都是个失败者，只要他自己不这样觉得，只要他不伤害别人，那就足够了。当然，他不可能不对我和他妈妈造成某种伤害，因为我们终究还是俗人，会受到社会评价的影响。比如孩子考上北大，我也愿意炫耀，这是人的虚荣心。但这都是其次的。
《知识分子》：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意义感缺失”“虚无主义”。怎样实现“有限中的安然”？
程乐松：最关键的一点：不要老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的目标是什么”。这些问题本身就很虚无。
其实，我怎么可能把自己的当下生活描述成毫无意义？我现在就靠教书过活。我的核心价值就是养妻活儿。假设我不在了，我儿子就不活了吗？他也得活。你怎么能说生孩子、养孩子就没价值呢？
如果我真要找意义，在宇宙中我们都是一粒尘埃。你干吗找那么多意义？我觉得很多人说的"意义"，其实就是希望被看到，但不想被打扰。我不表演，但你得观看我。这叫意义。
如果你一定要问这么大的问题，我的建议是：第一，把关键词定义清楚。什么叫有意义？什么叫虚无？第二，关注日常的具体事。不要关注那么复杂的东西。
比如说，你是个吃货。就关注有什么好吃的。吃得舒服了，再研究为什么舒服。是调料？原料？技法？环境？你得说出点道理来。这不是为了炫耀，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不要对什么都浅尝辄止。
要有几件事是真正用力的，不是走马观花。吃货和美食博主的区别就在这里。如果你的日常生活中没有几个真正钉住的点，其实很难找到那个趣味。
我建议把问题聚焦一下，然后在日常生活里有锲而不舍的东西。这个锲而不舍不等于沉溺，也不是说一辈子天天打游戏。而是打游戏的时候，你得知道背后是什么——代码怎么写的，游戏怎么设计的，在哪里形成分叉口。你能琢磨到这个程度，就有意思了。
《知识分子》：有人说您身上极具“松弛感”，其实您自身也是有焦虑的。该如何平衡焦虑感？
程乐松：其实我也焦虑，也内耗，生活也一地鸡毛。只是我不沉溺于它。真正的焦虑来自不理解。不理解就会产生不甘心，进一步强化不理解。我们需要在理性上清晰地认识到问题，然后不让价值判断扭曲对事实的观察。这样才能找到一点点的松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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